2026年4月18日（周六）下午14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杰进教授，应邀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MPA《国际组织与国际事务》课堂，为同学们带来题为《中国与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精彩学术讲座。
讲座分为问题的提出、理论框架、案例分析以及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围绕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制度差异展开，通过详实的访谈资料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面临的崛起困境与战略抉择。
讲座伊始，朱杰进教授便抛出了一个极具张力的“puzzle”：同样是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主导创建、同样旨在变革旧有国际金融秩序，为何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银行走向了借款国导向的南南合作型新银行，而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投行却走向了股东国导向的南北合作型“旧银行”？朱教授指出，金砖银行在股权分配上采取平等原则，更强调尊重借款国的发展需求；而亚投行虽然在治理结构上追求高效，但在环境、采购及信用评级标准上却全面向世界银行等传统机构靠拢，成为所谓“新的旧银行”。
为解释这一差异，朱杰进教授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提出“关键节点 + 反馈效应”的分析框架。他强调，学术研究不仅要看事实，更要看清“事实中包含的政治逻辑”。朱教授分享了其独特的访谈经历，包括对金砖银行谈判亲历者的深度交流。他通过对2013—2015年密集谈判期的复盘，揭示了反馈效应如何在谈判过程中实时改变制度走向。
在剖析金砖银行案例时，朱教授还原了从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2012年提议到2014年签署协议的七轮艰难谈判。他指出，金砖银行的制度特征深深植根于中印关系的政治逻辑。“印度坚持平分股权，不仅是为了融资，更是为了对冲中国在亚洲的基础设施影响力。”朱教授分析道，“面对‘平分股权是否合理’的困惑，中国的反馈是尝试一条不同的路——弱化股东干预，强化借款国主体地位。这使得NDB走向了强调‘伙伴关系’的新模式，但也面临着决策权分散、领导力不足的挑战。”
与金砖银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投行。朱杰进教授重点分析了2015年3月英国率先加入引发的“雪崩效应”。面对欧洲大国要求采纳“国际最佳标准”的压力，以金立群为代表的中国金融外交官做出关键妥协。“亚投行的制度安排堪称精妙的政治平衡术，”朱教授引用亚投行前法律顾问娜塔莉·利希滕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的著作文本解释道，“中国通过‘时间换空间’，在现阶段保留否决权，同时让渡标准制定权；设立非常驻董事会以提高效率，却又通过独立的反腐败小组加强监督。这既消除了西方对‘一带一路银行’的疑虑，也换取了AAA国际信用评级，体现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守成大国的复杂互动。”
讲座最后，朱杰进教授总结道，金砖银行与亚投行的两条道路表明，新兴大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要面对守成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新兴大国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的困境。本次讲座不仅为MPA学员提供了解读国际组织的理论钥匙，更展现了外交谈判背后鲜为人知的博弈细节。
